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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价值的国民——对话李嘉诚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林亚茗  日期:2014/5/19  类别:企业家  主题:房地产  编辑:dezai
不少好友游说我出版传记,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与专门小组整理和撰写传记的数据,不过,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类传记可能会涉及其他不少人,难免对别人有所影响,最后决定把

未等记者开口,甫一落座李嘉诚先生就直奔主题,谈起了“撤资”事件。显然,他对近期争议不断的“撤资”风波甚感奇怪和纠结,以至访谈过程中,他不时地将话题绕回“撤资”一事并着重说明,这也许就是促成此次采访的重要缘由。

“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记者:最近媒体报道了两则关于您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一是出售上海、广州超过百亿元的商业物业;二是出售香港资产,从香港撤资,将半数资产移师欧洲,对这两则新闻您有何回应?

李嘉诚: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今年,长和系投资于香港的新基建项目(货柜码头)金额40亿港元,而投资于海外(新西兰及荷兰)基建项目总额则为130亿港元,实际动用资金80亿港元,仅占长和系全年总毛收入4300亿港元的不足2%,可说微不足道,因此外间认为我们撤资,是以讹传讹,绝非事实。“撤资”是天方夜谭的笑话。

至于地产以外,过去一二十年,在我们出售的业务中,有获利逾千亿港元,也有接近千亿元的,而超过百亿元的亦不少,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如有新机会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它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就全世界而言,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撤资,惟独香港传言不断,令人遗憾。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间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记者:是否真如外界所说,您会将投资重心转向欧洲市场?是否仍会坚持“永不迁册”?

李嘉诚:我深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对我来说,长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绝不会迁册。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记者:外界都很好奇,您的这种投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商业判断,多大程度上基于政治分析?

李嘉诚: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对股东有利的事,因为股东对我是非常信任。

记者:如果您的决定是基于商业判断,那么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内地的市场,在长江的投资计划中,内地市场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的投资重点是哪些领域?您是否信奉“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的信条?

李嘉诚:我爱国家,不过,作为综合国际企业的负责人,为了股东利益,也需要以回报为考虑要素,寻找具发展潜力的投资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潜藏很多投资机会;新的自由贸易区更开放、更少限制的政策,将创造更多有利于投资的条件,给愿意参与者带来极多的机会,监管政策如有任何拆墙松绑,经济就会百花齐放,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以及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

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澳洲、中东、欧洲、北美和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

记者:您最近大手笔投资欧洲市场,众所周知,欧元区经济目前很不景气,甚至屡次遭遇崩盘的风险,您看好的理由是什么?欧元现在面临系统性崩溃的风险,您如何应对?

李嘉诚:最近集团在欧洲市场的投资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欧元区经济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好的机会仍然很多。

记者:您对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楼市走向持何种看法?怎么看待房价上涨和地价问题?

李嘉诚:内地房地产过去两三年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按国家GDP现时每年约7.5%的增长计,一个普通家庭收入增加后,购买房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加上开始放宽一孩政策,这对物业市场会造成很大的需求,因此,我对内地地产市场仍然乐观。

我每天都留意内地经济变迁、国民收入变化、教育发展情况。以每年计,内地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名,往外国深造者逾25万人。其中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亦高于很多国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肯努力学习,回国后能为国家带来创新机遇,中国未来新科技发展的百分比将越来越高,GDP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致力改善民生,支持教育政策,将令各行各业都得到良好的发展,有能力应对骤变环境,国家将更富强。

诚信是管理者的首要元素

记者:透过维港投资,高科技投资已经成为您的标签,外界很难想象一位八十多岁的香港企业家会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命中率,您怎么挑选高科技企业?哪些因素会打动您?

李嘉诚: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轻化。

我非常喜欢看书,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识。(谈到除了Apple和三星Android,将来会出现第三个新系统)我非常留意与自己从事行业有关的新信息和发展转变,无论做什么生意,你一定要喜欢它和爱它,这样才有进步。开会的时候,我讲求效率,集团所有业务的数据、现况、前景、问题等都清楚知道。

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

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公司,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我投资高科技的原则是重视大数据,讲求颠覆性革新。公司有不少人才,各有各长,专业小组每天留意全球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好的企业不难找,有时我反而会问,为何命中率不可再高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我成功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我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今天,只要你想到如何解决难题,你就是天才!

我经营业务有自己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理想去做基金会,因为金钱来得不易。不过,有几个行业即使容易赚钱,我也一定不做。军火我不会做,还有的……不能讲。你明我明,大家都明白!

记者:李泽钜先生常年负责海外工作,分家完成后长和系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您的判断,多大程度上是李泽钜先生的决定?你们是如何下这个判断的?

李嘉诚:Victor在集团工作差不多30年,一直参与所有业务的运作,了解比我还要多,也建立了很多对集团有利的事业,例如基建这一项,他是最重要的领导,成绩斐然。

我们对集团发展大方向的想法是一致的,不会超越“守中有攻,攻中有守”的原则。

同时,集团的执行董事忠心耿耿,各展所能,与全球超过26万名员工尽心尽力工作,为公司现在和未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我原本打算早一点退休,现在不少经济环境是无法预料的。但假如要在几小时后把公司完全交给Victor,相信他与所有同事可以好好地继续经营,所以我不担心,而且每间公司均设有董事会,管理架构、会计制度,此外我们也十分重视监察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错也不会错得太多。

政治和经济是手和脚的关系

记者:对于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您对公告有何评价?

李嘉诚:改革方向肯定令人鼓舞,新的自由贸易区将创造更多有利投资的条件,中国潜藏很多机会,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常言道,“落实在细节”,一切要看执行,但作为中国人,我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对民族的未来心存永恒的期盼。

我极度关注国家发展,也十分高兴看到国家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更广阔灵活;此外,提高国企盈利上缴百分比至30%以改善民生,是一项很好的政策;组织架构的精简,将令政府能灵活地作出决策,应付任何骤变的重大事情。

以市场经济为根基,其中提出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和赋予农民更大财产权利,缩减城乡差距,这对中国未来持续发展实有深远意义。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次会议将会给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经济带来的影响?

李嘉诚:方向非常好,其中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改革。

记者:对于实现“中国梦”,您如何看?

李嘉诚:在2001年,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辽阔的沙漠有良好的道路,干旱的地区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各地的天然资源得到很大的发挥,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舒适的生活环境,风和日丽,商机繁荣,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一起和睦健康快乐地共处。

我的好梦,就是我们的民族,每一个国民,世世代代能在尊严、自由和快乐中,活出生命精彩。

记者:您觉得香港还有什么问题要面对?

李嘉诚:香港过去很多年,是“以法治港”。我希望一定好好地保留(良好的法治制度),不要“人治”,不要选择性地行使权力。

记者:您处理政商关系的原则是什么?

李嘉诚:我并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难以处理的。我当然希望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是不停地做公益事业。

记者:这几年内地有些商人因顾虑,在商言商,不谈国事,你怎样看商人要不要关心政治、谈论国事?

李嘉诚:我不是聪明的人(笑)。你提到的是明哲保身,不过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

记者:近几年内地的一些官方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等接连爆发丑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慈善捐赠的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对捐赠透明度、捐赠流向及使用等的质疑。作为创立至今已经超过30年的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靠什么来保持信誉?您认为慈善机构的运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嘉诚: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缴税后的收入。

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当然与我们合作的伙伴也要重言诺,很幸运多年以来,我们的捐款最后绝大多数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基金会设有具规模的董事会、独立的财政及监管制度,各项目都有不同专业人士参与,保持基金会的信誉。

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

记者:您在慈善事业上投入无数,与很多人只是捐钱不同,很多时候,您都是亲力亲为,您为何要这样做?

李嘉诚: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为终生不渝的事业,除了捐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最大受惠,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

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我最大的回报。

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

记者:李嘉诚基金会被您称作“第三个儿子”,您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具体来说,除了出资,您会分配多少时间,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如果基金会需要您去站台,哪些场合您会出席?您会为“第三个儿子”求人么?

李嘉诚:基金会承受我三分之一的财产,长期推动奉献文化,希望可以作为示范模式,鼓励社会上更多有能力的人这样做,亦冀能带来更多政府配套资源及政策。

我对基金会事务亲力亲为,有时甚至废寝忘餐。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基金会的项目有需要,我也尽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动。

为基金会项目而求助于人的情况时常会有,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尽量提高项目的效益,有效果地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记者:您在事业或公益上引起别人非议时,会影响您的情绪吗?

李嘉诚: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应从正途去做对的事,例如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蛮高兴的事。

记者:我们在香港采访,有市民对记者说,香港就是“李家的城”,提及过去,他们对您充满敬佩;但谈及现在,他们却颇多怨言。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李嘉诚: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

这个是世界潮流,全球化之后,普罗大众面对的环境越来越艰难。与10年前相比,欧美普罗大众、工人阶级十年前的收入和购买能力,跟今天来比,原则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我在香港二三十年前就看到这个形势了,不是说我聪明,因为我们在香港投资较大,引来抨击。

记者:您曾经说过,衡量财富的准则,在于“内心的富贵”,您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达到了吗?

李嘉诚:50年代末期,我的经济环境转好,事业发展顺利,如日初升,拥有足够一生享用的财富,却不快乐,反问自己这样的富贵是否快乐;后来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凌晨,找到了正面答案:金钱用得其所,就是“内心的富贵”。所以,我的内心,一日比一日富贵。

记者:您今年已经85岁,回首过去,您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是否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如果有,您认为是什么?

李嘉诚:我自问无论如何努力,仍发现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我可能会考虑选择参政。

我一生勤奋, 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我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几个有疑问的行业也坚决不参与。

遗憾的事是没有早点成立基金会。

世上无完人,一个人即使做到99.9%的好,只要有0.1%误会的瑕疵,只要他是名人,也会遭到严厉的攻击。

记者:您出现在世人面前总是非常简朴,眼镜、手表都非名贵之物,对于您来说“工作的意义是否就是工作”,我们很好奇,除了摄影和高尔夫,您还有别的乐趣么?分家之后,您有多少业余时间?您是如何安排的?

李嘉诚:人要在工作中发现人生,生活就乐趣无穷。

我每天都乐于为股东或基金会付出时间和精力,数十年如一日,(说笑语气)我可能是公司“请病假”最少的人之一。

最大的乐趣是为公司打造良好的基础,也令从事公益事业的基金会资产不断膨胀,赋予其生命,这一切都会令我每晚笑着入梦。

看书是我最大的享受,我年纪虽长,每晚仍会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很多时候午夜或天亮醒来时,书本搁于胸前或落在身旁,直至今天,这个习惯依然保持不变。

记者:您的人生观是什么?

李嘉诚:第一,走一条正路去求理想。第二,作为中国人,要做对自己民族有贡献的人。在国内很多大学捐建的建筑,我都坚持不肯写上自己的名字。汕头大学,90%的建筑都是我捐款,我唯一要求是不要写上我的名字。

记者:您曾说过永不退休,现有退休计划吗?

李嘉诚:没有。但希望跟别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里。

记者:您觉得儿子在商业才能上哪一点比您强?

李嘉诚:坦白来说,他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我年轻时不喜欢应酬。Victor不喜欢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丈夫、好父亲,有空的时候都是跟家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Victor做事认真,工作努力,对公司业务情况绝对清楚,心思细密,财政保守,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问:他在商业方面的判断?)因为他了解外在环境情况,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问:哪方面比您强?)至少他英文程度比我好,他的爸爸比我的好。(笑)但并不是我的爸爸不好,是因为战争。

记者:另一个儿子呢?

李嘉诚:两个儿子都聪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爱他们。大儿子Victor循规蹈矩,工作认真,不偷懒;小儿子Richard也聪明,很灵活,虽然喜欢玩,但认真做自己的事业,这几年他的事业有大改变,让我安心不少。

记者:您恐惧死亡吗?

李嘉诚:我不惧怕死忙,为什么呢?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耀一条路,还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一代代的儿孙及基金会的同仁,他们就是服务,而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这个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足够让它继续做过去和现在进行的公益事业。

记者:您是华人之光,不仅因为巨额财富,更因为财富之外的拼搏精神和回报社会的善举,您的一举一动都备受世人关注,您是否有计划出一本详细的传记,系统分享您这一生的宝贵经验?

李嘉诚:不敢说我是华人之光,只可以说从小到现在以及未来,我深爱自己的民族。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30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不少好友游说我出版传记,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与专门小组整理和撰写传记的数据,不过,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类传记可能会涉及其他不少人,难免对别人有所影响,最后决定把所有数据封存,不再继续。

记者:您希望百年之后,后人如何评价您?

李嘉诚:不会想这些事情。我一生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拥有有价值的人生。

记者:如果让您选择墓志铭,您会说什么?

李嘉诚: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一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来源:南方记者 林亚茗、李强、肖华、陈新炎、安小庆、李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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